徐悲鸿：中国现代画圣

泰戈尔　　　徐悲鸿

　　1895年7月19日,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农忙时靠种田维持生计,农闲时为邻里写字作画,并在私塾任教。在父亲的启蒙下,悲鸿7岁时开始习书法、练绘画。他13岁时家乡遭受水灾,随父亲开始了流浪艺人的生涯。在动荡的日子里,悲鸿在市井街头得到了不少西洋绘画印刷品,他十分珍爱地反复临摹,产生了出国学习的朦胧愿望。19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悲鸿先在中学执教,后来，决心专攻绘画并在上海文化界渐有名气。1919年3月，在友人的帮助下，徐悲鸿赴英考察并到巴黎求学。在欧洲8年的留学生涯中，师从弗拉孟及法国古典主义画家达仰等先生，临摹了卢浮宫、凡尔赛宫等不少博物馆中的名家名作，创作了近千幅铅笔、蜡笔、炭笔、粉笔、水墨等素描，经过潜心苦学，获得了广博的艺术修养，具备了精湛的绘画功力，1927年4月离开巴黎，学成回国。

　　纵览中西美术界当时的现状，徐悲鸿深知中国画的薄弱，主要在于人物画的衰微。因此，为振兴中国美术，必须倡导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从系统严格的素描入手，生动地反映社会生活。早在1919年出国留学前，徐悲鸿就在北大《绘学杂志》发表了很有影响的《中国画改良论》，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用者融之”。还说“借助他山，必先自有根基”。在宏观概括和微观真实的辨证关系上，提出“致广大，尽精微。”这种立足传统、推陈出新、批判地吸收西方艺术精华的创作思维和教学方针，今天已被文化领域长期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1928年1月，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组建了上海南国艺术学院，自任绘画科主任，同时又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曾对学生说：“自然主义是泥坑，形式主义也是泥坑。”又说：“不得其正，焉知其变，不懂形象，安得神韵，”精辟的阐明了艺术作品既要讲究造型，又要以形写神，高于生活。他在《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中写到：“中外之艺术家，或穷造化之奇，或探人生究竟，别有会心，便产生杰作。”此意是贴近自然，深入生活，以心造境，以情感人。

　　在上个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徐悲鸿先后创作了约3000件速写、素描、国画、油画、书法等作品，其中有恢弘巨构的油画《田横五百士》、《奚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风雨鸡鸣》等名作，还有大量人物肖像、千姿百态的动物绘画和象征“悲鸿精神”的奔马图卷。随着世事沧桑岁月更迭，这些堪称国宝的艺术品，其准确严谨的造型，丰盈厚重的内涵，鲜明博大的时代精神，蕴藉着真、传递着善、播种着美……已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之作。

　　徐悲鸿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深知振兴、发展中国美术只靠少数画家的创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努力造就大批人才。为此，先生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主持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科、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创办中国美术学院，直到解放后任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几十年如一日地事必躬亲，既搞教学、又抓行政，有时患病也不误授课，是识才爱才弟子名满天下的现代伯乐。吴作人青年时期崭露头角，先生即协助其赴法留学，并且多次寄函嘱托国外友人给予关照和资助。在江西遇到穷困潦倒的傅抱石，先生看出他是有用人才，便向当地官方推荐，促成其赴日学习。先生发现农家出身的蒋兆和在人物画上具有天赋，热心地收留在家细心指导，日后终成一代宗师。1930年，在江苏高邮作小学教师的滑田友，将自己的雕塑习作寄给徐悲鸿，试探地询问是否可以做他的学生，先生回信说：“中国还没有雕刻这么好的人才，你不必做我的学生了，你是我的朋友。”经悲鸿先生鼎力促成，滑田友赴法留学。后来，他成为雕塑界名家，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作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就读于杭州艺专的李可染举办第一次水彩画个展，徐悲鸿不仅亲自赴展参观，买了他的画，还提出以自己的作品和李可染交换。先生任北平艺专校长时，亲自给李可染送聘书，邀其共事。1940年，先生在新加坡办展，青年画家李曼峰投书求教，先生不仅拨冗安排会见，对其作品细细评点而且赠画鼓励。事后，多次去函探讨画艺并告诫其“勇猛精进，勿满勿懈”。广东番禺人赵少昂，40年代初在重庆两次办展，因其山水、花鸟色彩明丽贴近自然，先生先后撰文给予高度评价。来自解放区的画家在重庆办展时，徐悲鸿对古元、李桦、邵宇等人的佳作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给予充分肯定，促成了这批作品出国展览。解放初期，还是小学生的刘勃舒，曾将自己的习作寄给徐悲鸿求教，得到热情鼓励和具体指导，在北京求学期间继续得到先生的谆谆教诲，最后终成一代画马名家并荣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1920年，悲鸿先生即与齐白石相识并引为良师益友。当时，北平的一些旧文人画家对其没有资历和出身木匠十分轻视并予以诋毁，而悲鸿先生对齐白石笔墨淋漓、意象独特的画风大加赞赏，每次赴西欧各国和苏联举办中国画展，都要介绍齐白石。还亲自三顾茅庐，礼聘齐白石到自己主持的学校荣任教授。对此，齐白石非常感动，诗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他在辞世之前动情地对吴作人说：“我一生最知己、最好的朋友就是徐悲鸿先生！”

　　徐悲鸿虚怀若谷、坦诚待人，不仅对学生关怀备至、倾心相助，对画界同仁也不持门户之见，广泛礼聘徐燕荪、于非安、高剑父、张大千、陈之佛、颜文梁、潘玉良、叶浅予、李若禅诸先生，以不同的创作风格，扩展学生的视野。对于其些撰文抨击过自己的思想保守的书画家，悲鸿先生也视其专业之长保留教职、以礼相待。这种豁达磊落的襟怀，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悲鸿先生的爱生爱才、虔诚奉献，基于挚爱中华民族振兴美术事业的神圣使命，所以令人崇敬。

　　上世纪20年代初，悲鸿先生就有在中国建立外国美术陈列馆的设想，当时，曾向政府呼吁先筹资部分，购买欧洲油画原作，但未如愿。在同学、友人的协助下，自己陆续出资收藏了几幅西方名家的原作。悲鸿先生在上海渐有影响之后，结识了不少名门望族和艺术界头面人物，如康有为、蒋梅笙、蔡元培、陈师曾、陈尹默、梅兰芳等，通过交往，接触了大量历代著名书画，经潜心研究，鉴赏能力日益提高，日积月累地逐渐奠定了个人的系列收藏。先生视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就是从外籍收藏家中得到的精品。几十年来，先生除生活必须的开支以外，绝大多数收入用来购买了古今中外名家字画和艺术品，先生在填写人事档案中“擅长专业”一栏不写美术也不写教学，而常常填的是“能鉴别古今中外艺术只优劣。”先生曾说“学画当先学鉴别，为的是目中有画”。这是很有见地的。悲鸿先生在病危之时，嘱托夫人廖静文，将他的1200件作品和多年收藏的1000余件唐宋以来的书画、艺术品和数千件画册资料等全部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