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中国将建首家慈善学院

　　日前，一则消息如石投水，在慈善业界引起广泛关注——浙江工商大学获3.5亿元资助，将以此筹建全国首家慈善学院。报道称，在浙江工商大学110周年校庆日来临之际，中静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捐资3.5亿元人民币，成立浙江工商大学英贤专项基金，资助建立全国首家慈善学院——英贤慈善学院，专事培养本、硕、博国民教育系列公益慈善人才，致力探索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方式，并兴建英贤慈善大楼，使之成为杭州乃至浙江的新地标、新符号。

　　据悉，中静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奥籍华人GaoYang(高央)与浙江工商大学渊源深厚，其父母正是著名慈善家鲁家贤先生与高文英女士，两人均毕业于浙江工商大学的前身杭州商业学校。多年来，高央与父母共同投身慈善公益事业，颇具社会口碑。高央表示，此次资助既是饮水思源回馈父母的母校，更是希望以此推动慈善专业教育与慈善文化的推广普及。

一个早应结出的善果

　　改革开放使中国慈善事业重启，并进入渐进阶段。以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所引发的社会捐赠热潮为标志，宣告“中国公益元年”诞生。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成为国家层面首个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的综合性政策文件。2016年，慈善法颁布实施，成为中国历史上首部慈善领域基本法，为依法行善、依法兴善筑起一座重要里程碑。此后，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社会慈善氛围高涨，慈善组织与慈善活动日益步入规范化、专业化、规模化轨道。慈善事业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极大的提升与扩展，慈善除去扶倾济弱、扶贫济困、救死扶伤等基本功用之外，更是跃而成为国家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社会救助与兜底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实现社会第三次分配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以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慈善及慈善事业不再仅是高尚道德教养的外化、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晶，更是系统化、法制化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

　　将中国慈善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作为旨在促进慈善理论研究、造就慈善公益专业人才的英贤慈善学院的建立，将填补我国慈善文化教育的一项空白，也可视为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一个不容乐观的现实

　　然而，与如火如荼、蓬勃展开的慈善公益实践相比，在慈善观念更新、慈善文化普及、慈善理论探索、慈善公益人才专业化培养，以及慈善公益的理念传播、项目运作、资金筹募、组织管理等方面专业能力建设的严重滞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世界先进国家慈善事业相比，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尚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其主要表现为慈善文化建设的薄弱、慈善学术创新的缺失、公众慈善意识的不足、慈善专业人才的匮乏等。尽管各地都对此做出了诸多积极有益的尝试，如明确要求将慈善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以及文明城市考评体系等。再如山西创建的全国首家慈善文化主题博物院，江苏兴建的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深圳创办的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渐成品牌的苏州新年慈善晚会，广州落地的国内首个“慈善城市发展研究基地”，湖州着力打造的慈善文化实践(示范)基地，以及各地普遍开展的“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等。尽管在慈善文化建设与推进慈善文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价值日益彰显，但就总体而言，各地所为依旧呈现出较为零散、局部的状况，我国公益慈善领域的知识生产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慈善专业教育方面，作为国内首个本科层次的公益人才培养项目，2020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宣布不再开设教育学(公益慈善管理方向)辅修专业，亦不再接收学生修读。消息一出，惋惜声与质疑声不绝于耳。一个曾经的话题被重新提起：公益慈善是否应在本科设立专业教育?或者换个角度，做公益慈善，有必要专门接受本科教育吗?即使是在业内也是争论不休，难于统一。

　　为回应这一话题，进而探讨公益慈善人才的发展路径及培养方式，业已成立5周年的深圳大学公益创新专才班于2020年9月底组织开展了“本科层次公益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召集先行先试的10余所高校代表、公益机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高校推广公益慈善专业教育的必要性等问题。

　　近年来，国内多所高校纷纷尝试探索公益慈善本科教育问题。基于共同的认知，公益慈善行业与高校之间就慈善教育与人才培养也达成了更多合作。但在清华大学慈善研究院和明德公益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公益慈善学历教育发展报告》中显示，目前在大陆地区，公益慈善教育并未作为独立学科进行设立，作为专门研究方向的高校公益慈善教育项目数量也不超过15个。而这些项目目前仍处于教育模式的原型塑造阶段，且面临着资金来源、学科体系、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及不稳定性。

　　现实情况是，目前我国公益慈善领域尚未形成一个构造坚实的知识体系、逻辑体系与理论体系，而慈善公益专业人才的缺口依旧很大，与经济社会及慈善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反差。

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就本质而言，文化是一种记忆、一种标志，具有道路及路标的性质，以推动文明传承与时代进步。慈善文化尤其如此，“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等理念，早已成为一个群体在进行同族身份认证时的重要依据之一，成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基础性因素。同理心、同情心及慈善精神作为人类文明基因之一，会被首先得到认同，彼此加以珍藏并反复被激发出来。邻里相扶、患难相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抚慰、修复的不仅是躯体与家园，更是文化与心灵。因此，慈善文化对增强国家与民族凝聚力，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慈善理念自古有之，慈善思想自成一体。从儒家的“仁爱、民本、大同、义利”思想到道家的“劝善、无欲、不争、好施”等理念，从墨家的“兼爱、贵义、互助、共济”学说到佛教的“因缘、业报、修善、功德”等教义，凡此等等，灿若繁星。然而，圣贤先哲们的慈善思想却因为社会实践的匮乏，且仅囿于救济赈灾等实用功能，难以在推进社会治理中持续发挥作用，从而未能形成系统的慈善文化与慈善理论。

　　事实证明，任何一项成功、持久的事业，不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累积，更要有坚实的思想理论体系。由实践发展并检验理论，由理论证明并指导实践。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

　　在每一国家的文化大格局中，慈善文化的地位和影响与其背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度吻合。当经济、政治实力愈强，社会给予的支持力度愈大，慈善文化便会成为占据优势地位文化种类。实际上，塑造一国文化格局的主要因素，也在塑造该国慈善文化的格局与展开方式。因此，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筑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理论体系便显得尤为必要，且势在必行。

　　构筑中国慈善文化理论体系的提出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重大命题，即在世界慈善文化之林树立起一支富于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体系。其中既包含古代中国慈善思想瑰宝与善义实践结晶，又能充分体现当代中国慈善文化发展成就，更为中国慈善走向未来铺筑宽阔而坚实的桥梁。

　　如何在传承与借鉴中创新，在深思与探寻中找到中国慈善的根与魂、特色与内涵、民族性与世界性，将是完善中国慈善文化理论构架的根本任务。而这一切都将以充沛的慈善专业理论及实践人才培养作为基础。慈善人才培养不能仅仅作为应景、应时或应需之举，因为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一种权宜之计或市场之选，而是一种为文明所塑造并塑造着文明的历史选择。

　　一言以蔽之，构筑中国特色慈善文化理论体系固然需要广大从业者，但更需要专业的思考者与建树者。因此，慈善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可或缺，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英贤慈善学院的创建是一个好的开始。即为首家，其意义或许只能在若干年后才能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