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藏家學術研討會暨蘇州博物館建館60週年會議回顾发表时间：2021-05-18 16:17   蘇州博物館正在展出（2019.12.21-2020.3.15）： 須靜觀止——清代蘇州潘氏的收藏
△開幕式參會專家合影（攝於故宮學院（蘇州）） 2019年12月21日，“清代藏家學術研討會暨蘇州博物館建館60週年會議“在故宮學院(蘇州)舉辦。據瞭解，“須靜觀止——清代蘇州潘氏的收藏“是蘇州博物館繼“煙雲四合”、“梅景傳家”、“攀古奕世”之後，網羅須靜齋潘氏六世所藏匯聚，並作為蘇州清代藏家系列展的收官之作呈現的一次藝術盛事。 逢值蘇州博物館建館60週年(1959-2019)，蘇州博物館特邀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畫院、上海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無錫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深圳博物館、浙江大學、中國美術學院、杭州師範大學、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華東師範大學、蘇州大學、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以及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等國內外機構專家代表參與了此次“清代藏家學術研討會”會議。 以下為此次會議回顧： 第一場 學術主持:朱萬章
雲煙過眼 雪泥鴻爪 ——明末清初書畫鑒賞家鄒之麟活動初探 任道斌｜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任道斌表示，鄒之麟的研究目前在國內還比較缺失，此次恰藉蘇州博物館“清代藏家研討會”這個契機，對鄒之麟進行了以下研究。 一、鄒之麟其人。 官途：萬曆應天鄉試解元、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正六品），書生氣比較重，後遭排擠落職離京（在京8年）南歸⋯⋯據史書記載為官清廉。 二、鄒之麟遺存的書畫題跋目前共找到四件: 1，張靈繪《織女圖》（上海博物館藏）； 2，跋祝允明《一江賦卷》（楷書）（上海博物館藏）； 3，跋趙孟頫《松水盟鷗圖》（沃雪齋藏）； 4，跋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紙本設色 136.4*56.4cm 上海博物館藏 三、鄒之麟的鑒賞價值 1，補充詩意與畫面； 2，指出藝術特色； 3，評介藝術地位； 4，奉勸藏家珍之，而莫執之；樂之，而莫煩之——雪泥鴻爪，過目雲煙。 四、鄒之麟作品賞析 目前可見藏於廣東、香港、日本等地的23件書畫作品，文人畫特徵明顯，意境較強，可從畫面中看出吸收了黃公望的藝術特點。 五、餘論 明清變革，血雨腥風，鄒之麟依然學習，保護、鑒賞、收藏書畫，使優秀藝術文脈得以延續，從中可知中國古人文化自信的歷史殊為悠久。
明末清初睢陽袁氏家族的鑒藏 顏曉軍｜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袁氏家族是一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群體，此次顏曉軍從以下三個方面為我們剖析袁氏三代人書畫鑒藏情況。 一、袁可立與書畫鑒藏圈 萬曆十七年（1589），董其昌、袁可立（第三甲）、陸彥章（第三甲）師生三人同科進士，王士騏同科（第二甲）。 天啟二年，袁可立作為主考官錄取了黃道周、倪元璐、王鐸三位進士。
△董其昌 為袁可立作 疏林遠岫圖軸 紙本墨筆 天津博物館藏 二、袁樞的書畫鑒藏
袁樞有三個兒子，賦誠、賦諶、賦諴。精於鑒藏的主要是賦誠、賦諶。這裡顏曉軍老師特別提到，《松桂堂帖》帖後的翁同龢題跋，竟認為袁樞、袁賦誠父子為一人，由於資料的缺失，真是讓人嘆息。 袁氏的鑒藏頗豐，顏曉軍以目前可見的《淳化閣貼》泉州本卷（上海圖書館藏）、吳鎮《秋山圖》軸（台北故宮博物館藏）、趙孟頫《臨蘭亭序》（無錫博物院藏）上的鑒藏印與大家作了分享，特別指出常被釋錯的“僑龕”白文方印應為老大袁賦誠印，“修竹館”朱文方印應為袁樞印。
蔣元城生平及鑒藏事跡考 欒林｜故宮博物院館員
蔣元城藏品頗夥，其中不乏名跡，比如屢見拍賣的趙孟頫《國賓山長帖》，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唐寅《黃茅小景圖》卷，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收藏的《夏承碑》和《淳化閣帖》泉州本殘本等。欒林在展示蔣元城藏品的同時，還梳理了這些作品的來源和流散情況。
古金之緣：張廷濟與清儀閣銅器收藏 桑椹｜浙江省博物館研究館員
張廷濟是清代中期非常重要的金石學家、書法家、收藏家。有關他的資料非常豐富並且集中，著有《清儀閣題跋》、《清儀閣金石題識》、《清儀閣印譜》及詩集《桂馨堂集》等。此次桑椹的論文主要以他的青銅器收藏展開。  除了收藏著名的周虢叔旅鐘外，清儀閣收藏的重要銅器還有周史頌簋、頌簋、史頌盤（“三頌軒”）、周諸女方爵、秦始皇詔版、漢黃山宮第四鐙、南宋寶祐牛符、漢建安弩機等。 張廷濟在金石傳拓領域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陳介祺致吳雲札中曾寫道：“南中好金石文字者，近當益多，有好拓手如張叔未濃墨拓能為之者，其人又極文雅安詳，不至荒唐，可以共事。”
收藏家沈樹鏞（1832-1873），川沙人，號鄭齋，齋號漢石經室、寶董室、靈壽花館等，都與其收藏的名跡相關。張鈺霖指出其論文主要以年譜、日記、信札等史料來展開，對沈樹鏞不同階段的金石交遊情況作了梳理，並試圖以沈樹鏞為個案，研究晚清的交遊考証行為對金石收藏的影響。 沈樹鏞的早期交往圈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帶，有些是松江、吳中地區的舊友，有些是輾轉至川沙地區避難的文人。咸豐九年（1859年）沈樹鏞赴杭州鄉試中舉。咸豐十年，因太平軍入攻杭州，另一方面為了繼續仕途，正式北上。  
趙之谦與胡樹有同年之誼，二人一起入京，魏錫曾於1863年8月到了北京，是年秋天沈樹鏞與三人在北京琉璃廠交流金石古物結識。沈樹鏞在京師交友十分廣泛，從吳大澂致沈樹鏞書札、潘祖蔭致沈樹鏞書札等中提及到非常多的交往人物，我們可從中管窺。 晚年（1868-1873）沈樹鏞長寓吳門，他的生活重心開始轉移，莫友芝、吳大澂（1861年夏結識，在北京已有交集）成為他這一時期重要的交往對象。如吳大澂《崇麓訪碑圖》就是應沈樹鏞所求而繪。1866年初，吳大澂與沈樹鏞結為姻親。從資料可觀，沈樹鏞與蔣節、錢松、徐三庚、何嶼、吳讓之等皆往來密切。 張鈺霖指出，沈樹鏞以金石品鑒可稱大家，但作為金石學者還相對遜色。我們在當時仿古、鑒古、釋古、藏古的行為中，可發現金石生活在晚清佔據著絕對主流的隊伍，對清代金石的繁榮也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場 學術主持:薛龍春
國寶的形成 ——觀念史視野下書畫收藏的現代轉型 徐鶯｜杭州師範大學 講師
徐鶯表示，所謂書畫公私收藏的此消彼長是指在皇族與士大夫之間的一個聚散。在中国的傳統社会中，書畫收藏存在于社會的頂層階級。所謂“公私收藏的此消彼長”，公是指宮廷，私是指士大夫階層,，即書畫收藏只在傳統社会金字塔的頂層聚散。古人說“畫為文之极”，書畫是傳統社会中精英分子的文化共識、審美範式的表達，藏品“秘不示人”，是指普通百姓很难有機會接近。書畫收藏“秘不示人”的状态直至晚清外部全球化影響下，發生了轉變。 一、秘不示人到公開展覽 《石渠寶笈》三編之後， 清宮收藏開始散逸。王公貴族舊時大戶走向沒落，紛紛出售家藏，士紳階層財力雄厚，主導了民間收藏，古玩行業風生水起。同一時期歐美的“中國風”讓中國的古玩貿易延伸至海外。西方傳來的展覽的珂羅版古畫圖錄成為了當時的時髦文化。 在外部全球化，內部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展覽會”觀念逐漸在中國形成。加上受西方賽珍會、博覽會的影響，原本中國收藏家手中秘不示人的書畫，從最初的私家雅集走向以展覽會的形式公開展覽。 
二、海內外收藏大格局的奠定
書家寶筏：薛益小楷《文先生傳》跋語所見其家世、晚年生平及收藏兩件《赤壁賦》考 龍德俊｜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 主任
龍德俊表示，此前學術界對於薛益的書畫研究還是空白。近墨堂收藏了一件《沈周、文徵明肖像冊》，由清初至近代都有清晰的著錄。文徵明肖像後配有薛益72歲的小楷書作《文先生傳》，難得的是，此冊在晚清時都曾刻石，現存於蘇州拙政園「拜文揖沈之齋」中。周道振先生曾指出，薛益此作的重要性是糾正了文徵明父親文林的卒年為文徵明三十歲時，而非《明史稿》等所言的「十六歲」。龍德俊續以薛益的跋文切入，慢慢生成了這篇研究。 薛明益／薛益（1563－約1642，下文統稱薛益）生年是根據現存有紀年的作品回推，卒年大概在他八十歲左右。此事在劉九庵《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作品年表》已有說明。徐邦達先生於《古書畫過眼要錄·元明清書法（叄）》則猜測薛益或為文徵明的外孫，然未有定論。 龍德俊在研究《文先生傳》薛益跋文時發現，其署款稱謂與歷代著錄與徐邦達先生說法有別。經過蒐羅薛益的材料後，最終找到晚清伍葆恒輯《南雪齋藏真帖》收錄一件同年所作的小楷《歸去來辭》，不但署款稱謂相同，而且是唯一一件作品紀綠和確知薛益的生辰日子。另外，他再舉出了文徵明後人在信札中對他的稱謂作為輔證，證明薛益就是其外從曾孫，與文震孟、文震亨為同輩。   接著，從現存文從簡、文震孟及文震亨的題跋比較薛益的跋文，龍德俊更分析了薛益的收藏活動及不為人知的細節。在分享的最後，報告還就薛益的存世書跡作梳理及總結。（關於薛益改名的時間點、家世及身份傳訛的細節討論，將見於往後發表的論文中。） 角色轉換與身份認同:高士奇小像探究
基於國家博物館收藏了大量的明清肖像畫，近幾年朱萬章都在以這個為課題作梳理，今天為大家分享的是高士奇肖像畫。 高士奇肖像與其他人的肖像圖略為不同的是，多數名家的肖像畫是後人繪製的，而高士奇的肖像多是他的當代人所繪。他的肖像畫能代表著他個人的喜好。 高士奇早年得志，27歲入國子監，31歲授職詹事府錄事，不久升內閣中書，35歲後歷任翰林院侍講、侍讀、侍讀學士、《大清一統志》副總裁官、詹事府少詹事。這時出現的自畫像多是文人雅士、青衫布衣、歸隱山林的出世形象；康熙三十二年，因為黨爭失敗，罷官歸隱；52歲的時候高士奇三次隨康熙帝出征，深得信賴，此階段的自畫像有禹之鼎《雪山歸馬圖》（高士奇像）（高士奇53歲時所繪）。
有了形象的演變過程，朱萬章從而進行了資料的考據，從而得出了結論（略）：高士奇早年得志，中年失勢，晚年再得志。早年為官之時，崇尚的是歸隱的出世心境，而失意時，卻又想著廟堂之事，以大紅袍形象出現，這裡折射出一個兼具官僚、文人、書畫鑒藏家、學者等多重身份的高士奇的複雜心態。不禁也在想，若是沒有失意那幾年，後也不會有《江村消夏录》問世。而我們從中大抵可略窺清代早期書畫鑒賞家的心路歷程。
明善堂書畫鑒藏研究 奇潔｜北京畫院 研究員 奇潔首先從北京畫院藏宋佚名的一幅《松下撫琴圖》中發現一方“怡親王寶”的印鑒，還有一方“明善堂覽書畫印記”來為大家展開她的報告。 “怡親王“之名，首出於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封其弟胤祥（康熙十三子，1668-1730）為怡親王，從此世襲罔替。至清末共八代九位怡親王（含追封），胤祥謚號“賢”，故稱其為“怡賢親王”，其子弘曉襲爵位稱“怡僖親王”。 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1981年再版中，明善堂刻本《集千家注工部詩集》條目下有明確標注“明善堂為乾隆間弘曉藏書處”。另，晚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中有一按語“怡府藏書，始自怡賢親王之子，名弘曉，余聞之盛伯希祭酒云“，之後文中有提到了弘曉最為知名的《明善堂詩集》，故知“明善堂”確為弘曉室名。 奇潔介紹到，弘曉的最大興趣不是藏畫，而是藏書，後編了《怡府書目》，內記錄了藏書4500多種。關於弘曉的藏畫，”怡親王寶“、“明善堂珍藏書畫印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是其常用的鑒藏章。如北齊楊子華《北齊校書圖》（宋摹本殘卷）、黃公望《九峰雪霽圖》等，並為我們列舉了弘曉鑒藏過的名作的概況。 陳介祺對潘祖蔭藏邰鐘和盂鼎的考釋和傳拓
赫俊紅重點圍繞以下四個方面為大家作了報告。 一、簠齋藏鐘與記錄（1813－1884） （一）藏鐘的數量：十鐘？十一鐘？更多？ 十鐘的記載：1、十鐘山房藏印；2、簠齋札記。 十一鐘的記載：1、簠齋札記；2、後人輯錄所記。 簠齋還藏有一“益公鐘”，得自劉喜海舊藏。但簠齋認為是陝西的偽鐘，這個文字資料來源於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所藏《簠齋吉金全形拓》精裝五冊本鐘益公鐘拓圖背面題簽。 （二）圖文的記錄方式及記錄要素 1、以拓圖與文字題記相組合的方式來記錄所藏各器； 2、文字題記的記錄要素： （1）定名，（2）行至紋飾，（3）銘文的位置及字數；，（4）得器來源，（5）比較考釋和評鑑等認識。 二、簠齋關注的問題、對鐘的評鑑 （一）關注的問題：王朝之器、王朝之鐘、王朝之製之聲 （二）對自藏鐘的評鑑 （三）對他藏鐘的關注，多方搜訪其拓本 三、簠齋對潘祖蔭邰鐘的關注和考釋 （一）簠齋對邰鐘的關注 （二）邰鐘的基本情況 1、同治十一年潘氏說：咸豐間（山西榮河縣後土祠旁）河岸出土 2、《殷周金文集成》著錄了郘鐘13枚（編號225-237） 3、簠齋的邰鐘考釋手稿 （三）簠齋釋文的要義 釋字、斷句、章節 （四）簠齋對釋文的看法 四、簠齋治學特點 1、簠齋治學嚴謹，條理清晰 2、簠齋金文釋文所遵循的則例比較科學。
翁方綱與清中期書畫鑒藏的新面貌 陸蓓容｜浙江省社會科學院 副研究員 陸蓓容此次分享的是翁方綱與他所生活時代的作品收藏之間的故事。她從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尺牘切入，為我們剖析了每個時代收藏家所能依據的思想來源，特別提到翁方綱借助文字著錄來要求畫家繪製原作，因此引申我們看到傳世摹本的時候需要思考，作品是否是從真實文本而來還是收藏家的”刻意定製“等問題。 陸蓓容還分享到，作為“當代藝術”的收藏者，翁方綱他有強烈訂製的意願。 “若昨日起草底之人在左近不遠，可以相煩記憶，打一草底，即依次竹紙之高下，其橫長不拘，只要寫某處是寺，某處是橋⋯⋯” 從查閱的尺牘可觀，翁方綱參與到收藏藝術作品的過程包含思想主題、畫面經營定制，甚是參與創作。從這些史料中，真實的反應出他想要的藝術創作。而我們從另一角度反觀，文人對藝術作品的參與創作，是否也反映了翁方綱時代他周邊共同的審美趣味。
第三場 學術主持：凌利中
從三松堂到須靜齋 ——清中期蘇州貴潘書畫鑒藏活動發微 丁小明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副研究員
丁小明與大家分享了《三松堂書畫記》與《須靜齋過眼雲煙錄》兩本涵蓋了三松堂、須靜齋與蘇州地區收藏精華的著錄概況，他表示，以兩書所載的書畫作為潘氏與蘇州清代鑒藏家的藏品及收藏取向的集中研究，同樣具有類推式的放大作用。 丁小明介紹到，潘奕雋喜惲南田，他的惲南田收藏有28幅，這是他收藏中比較特殊的情況。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在《須靜齋過眼雲煙錄》裡沒有記載，他收藏揚州八怪與鄭板橋，這在當時的江南收藏家中是不收藏的品類。 我們從三松堂與須靜齋裡面可以看出清中期以蘇州為中心的鑒藏家們不論是從藏品結構、收藏取向，都發生了整體位移，總體來說有兩方面的變化，一方面，收藏年代的下移，清中期的鑒藏家，以宋元書畫為主的方向轉向以明清書畫為主；另一方面，藏品以南北兼取轉變爲以董其昌為代表的南宗為主的收藏取向。由這一細節可見，董其昌在明末所分邦立派的“南北宗說”在清中期的江南鑒賞圈中根深蒂固。
△潘奕雋書“華亭墨寶” 丁小明特別提到，《三松堂書畫記》著錄中提到最多的書畫家是惲南田，《須靜齋過眼雲煙錄》出現最多的是董其昌。從28件董其昌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對董其昌的推崇。據潘奕雋題“華亭墨寶”中，提到所見董其昌畫不下千餘本，可見數量之多。（更多論文細節將在2020年1月18日蘇州博物館的文博論壇（學術報告廳）與大家分享。）
會心不在遠——攀古樓主人的書畫鑒藏 潘文協 ｜蘇州博物館 副研究館員
攀古樓以收藏青銅器聞名，潘文協此次以其書畫鑒藏展開。 一、清末吳門三大家族之收藏格局 顧家：書畫與古籍； 潘家：金石與古籍； 吳家：金石與書畫； 二、潘祖蔭其人 潘祖蔭（1830-1890），自伯寅，號鄭盫，蘇舫。道光二十八年（1848）以祖父潘世恩80大壽而賜舉人。咸豐二年（1852）探花，授編修。數掌文衡，供奉內廷四十年。光緒間官至工部尚書。通經史，好公羊之學，著有《攀古樓彝器圖釋》、《滂喜齋藏書記》、《海東金石錄》二十四卷。刻有《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 三、攀古樓主人的書畫鑒藏 1、宮中頌賞書畫——殊遇 潘世恩之例：晚年日記（蘇州博物館藏，存1838-1846），其中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初十宮中賞賜書畫：鄭千里羅漢卷、祝允明詞賦、沈石田有竹居詩畫冊、山水冊、懷素墨跡等。 同治二年（1862）四月下旬，潘祖蔭任宗人府丞期間，記懋勤殿觀畫5次，總計50余件。 2、回鄉守制之過目——同光吳門圈子 3、琉璃廠淘寶——含英閣胡子英 此期間，含英閣的胡子英專門幫他在作打理，我們可從（1885-1890）的日記與致含英閣尺牘中了解。 潘文協博士特別提到，潘祖蔭不好書畫的原因，但也提到潘喜好錢杜的作品。在分享的最後，潘博士指出了攀古樓一支書畫收藏的去向。
東京國立博物館所收藏的 潘氏等清代藏家的舊藏品 六人部克典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研究員
此次“須靜觀止——清代蘇州潘氏的收藏”展覽有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晉堂小楷》冊、元鮮于枢《行草書十詩五札》卷兩件作品展出。接下來六人部克典先生與大家分享了東京博物館所藏蘇州潘氏關連書畫。
黃易與蘇州收藏家 “須靜觀止——清代蘇州潘氏的收藏”展覽中展出了一幅黃易的《訪古紀遊圖》，薛龍春的論文便以此幅作品切入展開。 薛龍春介紹，1775年黃易經蘇州從南方前往直隸遊幕，時隔二十年後（1795年）再次來到蘇州的緣由是，是年2月他母親去世，參加完葬禮他回濟寧的過程中經過了蘇州、無錫、常州，並在這三座城市都作了停留。《訪古紀遊圖》就是他在返濟寧的船上完成的。與他常作的訪碑圖不同，南方確實沒有什麼碑刻，主要以拜訪友朋為主。 在蘇州訪潘奕雋與陸恭的時間是1795年的11月底。攜《唐拓武梁祠堂畫像》與陸恭所借宋拓《鐘鼎款識》同觀於潘氏松風蘿月山房。錢泳與同觀者題名冊後；示《得碑十二圖》，囑題⋯⋯薛教授與大家分享了潘奕雋、陸恭跋文，推測黃易此次在蘇州的大概時間是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在蘇州黃易還與收藏家錢時濟、顧廣圻、翟中溶、鈕樹玉等人有交遊。 黃易為何到吳門？薛教授指出，一方面應是宣傳他的金石收藏——宋拓本、訪碑圖，同時開始他新的收藏方向——扇面收藏。 薛龍春在最後指出：我們在討論一個收藏家的時候，要討論他的地位，他活動的區域，他的經濟能力，他喜愛的裝潢也有關係，要瞭解他的收藏趣味傾向。黃易喜歡把藏品集裝成冊，收藏的作品也都會臨摹，从現存小幅作品可觀，正如吳云所述：他筆意雋逸，設色淡雅，名貴氣足。 關於「黃易的‘名碑’」專題講座將於2020年1月11日在蘇州博物館的文博論壇上薛教授會為大家作更多的分享。
清代蘇州望族潘氏與葉昌熾的鑒藏往來 任曉煒老師表示，在她的研究過程中發現，葉昌熾週邊的交往大概有幾百人，多是與蘇州有關聯。而蘇州望族潘氏對葉昌熾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開始：西花橋巷7號（望族潘氏維護地方社會秩序） 葉昌熾與鄰發生衝突，被鄰訟於官。恰逢潘遵祁（1808-1892）正乞歸家中，為其事平定爭紛。 有金石往來的潘氏成員（如下圖）： 光緒十五年，葉昌熾被潘祖蔭閱卷，選中進士。這是潘氏家族對葉昌熾人生影響極大的一次轉折。 與潘祖蔭的鑒藏往來 · 碑帖閱覽：《高句麗王碑》、《朝鮮錦山摩》、宋拓《崔敦禮碑》、宋拓《夏承碑》及小蓬萊館宋拓漢魏碑。 · 刊刻、校勘書目：《功順堂叢書》、《滂喜齋叢書》、《滂喜齋藏書記》等 · 人脈交集：王懿榮、李鴻裔、吳大澂、汪鳴鑾 · 古籍閱覽：宋刻《金石錄》、《元板法帖釋文》、《吳郡金石目》、《簠齋傳古別錄》等 碑學收藏引領審美風尚、學術推崇 1、帖學審美變更 2、晚清社會文化氛圍 3、學術影響（乾嘉學派、考據學、金石學） 任曉煒老師還為大家介紹了葉昌熾藏法帖，潘祖蔭藏碑帖，並分享了葉昌熾的收藏趣味：唐碑、經幢造像、書學翁方綱、宗法二王。
清代中晚期廣東書畫鑒藏家群體 的崛起及其影響 任文嶺表示，清代廣東書畫鑒藏家群體的研究目前還比較缺乏系統性的進一步考究。 一、清代中晚期廣東書畫鑒藏家群體之崛起 廣東地區的書畫鑒藏，雖然可以追溯的歷史很早，但目前見於文獻記載的主要為明代中期以來的情況，尤其是清代中晚期，以吳榮光、葉夢龍、孔繼勳與孔廣鏞、孔廣陶父子，潘正煒、葉衍蘭等為代表的廣東書畫鑒藏家群體第一次以廣州為中心建立起廣東的書畫收藏，崛起成為在全國範圍內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這一時期湧現出的書畫鑒藏家數量非常多。僅冼玉清《廣東之鑒藏家》一文介紹的清中至民初專事或涉足書畫鑒藏的就達30餘位。 2、這一時期廣東書畫鑒藏家收藏或寓目的書畫作品數量多、質量高。如吳榮光《辛丑銷夏記》著錄藏品140多種，潘正煒《聽帆樓書畫記》與《聽帆樓續刻書畫記》著錄了約300件精選出的藏品等等。 3、這一時期廣東書畫鑒藏家對所藏或寓目書畫作品的整理、著錄成就突出。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吳榮光《辛丑銷夏記》。 4，從這些鑒藏家的活動範圍、藏品來源及藝術品味等方面來看，他們並不侷限於廣東一地，收藏趣味也與江南等地的鑒藏家有著極高的一致性。據蘇州藏家潘遵祁鈔存《須靜齋雲煙過眼錄》記載，1822年3月13日吳榮光就曾拜訪其家觀摩書畫。 任文嶺老師從：1、廣州商貿的繁盛；2、外貿政策的影響；3、鹽業政策的影響；4、佛山的興起；5、文教的興盛；6、帝王的引領；7、地方官員的帶動（翁方綱、伊秉綬、阮元為代表的學者型官員）等方面為大家作了解析。 從全國範圍角度而言，清代中晚期崛起的這一批廣東書畫鑒藏家的書畫鑒藏活動，使廣東首次進入了全國書畫鑒賞視野，既把廣東納入了全國主流書畫鑒藏圈，也為全國的書畫鑒藏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1、對廣東書畫藝術的發展與繁榮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清代中晚期廣東本土山水畫風格的形成以及“嶺南畫派”的誕生。 2、極大地豐富了清代中晚期廣東地區尤其是廣州的文化藝術生活。
第四場 學術主持:赫俊紅
《楝亭圖詠》 繫年與曹寅江南交遊網絡的生成 田曉春 ｜國家圖書館 副研究館員 《楝亭圖詠》簡介 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江寧織造曹璽卒於任上，其子曹寅南下奔喪，以衙署中曹璽手植楝樹與所構楝亭為題，繪《楝亭圖》，廣事徵集題詠與繪畫，此舉延續近三十年。 今藏於國家圖書館的《楝亭圖詠》四卷便是題詠的流傳於世的部分墨跡，收錄了55人的題詠及畫作。其實，為楝亭題詠繪畫者遠不止55人，粗略瀏覽清初詩文別集總集及詩話筆記等文獻，未見載於《楝亭圖詠》的題詠者即達19人。 田曉春與大家解析了《楝亭圖詠》題詠繪畫者55人的概況，如松江府5人，常州府5人，直隸太倉州2人等。 《楝亭圖詠》繫年 1、有確切紀年者9篇 2、有年份可考者：倪燦（康熙二十三年（1684）冬）、陳恭尹（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嶺南。）⋯⋯ 3、可斷上下限者：納蘭性德、顧貞觀（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至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之間，江寧。）⋯⋯ 題詠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曹璽去世至二十九年（1690）四月曹寅出任蘇州織造（江寧、京師）。近六年，約23人題詠繪圖。 第二階段：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出任蘇州織造至三十一年（1692）十一月移節江寧（蘇州、江寧），前後兩年零八個月。約30人題詠繪圖。 第三階段：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一月之後，約止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曹寅出世，近二十年。約26人題詠繪圖。 由此，以題詠為中心的江南交遊網絡生成，核心人物包括：曹璽、王士禛、徐乾學、錢澄之、張純修。 《楓江漁父圖》的製作與流傳 楊崇和介紹，《楓江漁父圖》是文化史上的名跡。清代筆記、別集、書畫錄等著錄約百家，在游國恩《中國文學史》、嚴迪昌《清詞史》等文學史著中均有論及。其他學者如唐圭璋、饒宗頤、白謙慎等也曾在著作中論及此圖。 現手卷中66人87首詩、詞、曲與《題詞》刻本所錄相同，又有同時代2人3首刻本未錄（估計是《題詞》刊刻之後所題），另題引首1人，晚清／民國題跋2人各1首，共計71人92首。卷中現存之傳、序、記、跋各1篇乃後人抄錄，但並未模仿原作者手跡，亦無作者鈐印，故抄者並非為作偽，而是為了記錄文本。 那麼，失蹤的題詠和跋文去了哪裡？ 楊崇和與大家梳理了《楓江漁父圖》第二圖：康熙二十六年（1687），徐釚52歲，是年二月辭官南還，眾人作詩送行，徐釚請友人畫《白水魚竿圖》（朱彝尊題引首）。此圖被後人稱作《楓江漁父圖》第二圖，後歸徐釚族孫徐達源收藏，並請當時名人袁枚、錢大昕、阮元等十二人再題跋。第二圖之題跋由徐達源於嘉慶年間刻石（圖未刻），石碑今仍在蘇州。對比第二圖題跋之拓片和第一圖題跋之刻本後發現，第二圖中有9人15首詩是從第一圖中裁移過去的。也就是說，第一圖中失踪的部分題跋在第二圖中找到了。 另外，徐達源友人孫晉灝在《記》中稱徐釚“自書《楓江漁父圖傳》冠其首”。但徐頲在題詩中指出：“細看遺墨更雙鈎”。所以，第二圖中的《傳》其實也並非徐釚手跡，而是雙鉤。 楊崇和繼續發問：失蹤的徐釚手跡和剩餘的題跋去了哪裡？ 接下來楊崇和分享了《楓江漁父圖》第三圖的踪跡。潘世璜在《須靜齋煙雲過眼錄》中記載：（嘉慶廿一年，1816）七月六日，吳江徐芝楣來，以其高祖電發鴻博《楓江漁父圖》乞大人（潘奕雋）題。圖為文南雲（1633-1704）畫，並題二絕，小楷絕精，年已七十一矣（1703）。鴻博自製《漁父記》，絕妙。前輩各有題詠。 從中可知，《楓江漁父圖》還有第三圖，該圖為文點1703年所繪。嘉慶年間仍在徐釚玄孫手中。“鴻博自製《漁父記》，絕妙。前輩各有題詠”一句告訴我們：《楓江漁父傳》手跡很可能就在此圖中，且第一圖中散佚的題跋，除15首在第二圖中，剩餘部分應該也在第三圖中。 經過全面梳理，楊崇和老師推斷：《楓江漁父圖》第一圖中的題跋被“再分配”到第二圖和第三圖中，而分配者不是外人，應該就是徐釚的後人們在他去世後分家時所為，因為各種證據和跡象表明，三圖在清中晚期時均在徐家後人手中。
顧澐《怡園圖冊》與江南園林的圖繪傳統 毛秋瑾表示，因為自己對園林圖像比較有興趣，2016年過雲樓展覽的時候，展出了顧沄的《怡園圖冊》，於是開始了此課題研究。 顧文彬和怡園 怡園是過雲樓主人顧文彬（1811-1889）的私人園林，始建於同治十三年（1874），其時顧文彬尚在任上，由其三子顧廷烈（承）籌劃營建。顧文彬於光緒元年（1875）辭官歸隱，怡園於光緒三年（1877）年落成。 顧澐《怡園圖冊》 怡園於光緒三年（1877）春落成，顧文彬請顧澐將園中勝景分繪成圖，並徵同人題詠。先成16幀，光緒十年（1884）又補四景。冊首俞樾題名，各景為：武陵宗祠、牡丹廳、遁窯、梅花館、南雪、嶺雲別墅、竹院、慈雲洞、拜石軒、留客、金粟亭、小滄浪、石聽琴室、歲寒草廬、藕香榭、松籟閣、面壁、絳霞洞、石舫、坡仙琴館，其中絳霞洞與嶺雲別墅兩幀有顧澐自題畫作始末。 顧澐 顧澐的情況可參看蘇州博物館錢鶯歌《蘇州博物館藏顧澐書畫》：顧澐（1835-1896年）字若波，號雲壺、壺隱、壺翁、雲壺外史、濬川、頌墨、病鶴，室名自在室、小遊仙館。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工畫山水，師法婁東、虞山畫派，清麗疏古，集“四王”、吳、惲諸家之長。他移居上海後，一直以鬻畫為生，對海上畫派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顧澐在繪畫上的成就，與過雲樓有著密切的聯繫。 園林繪畫的意圖 －園主請畫家描繪園林景緻，作為一種紀念，供家族傳承 －園主向客人展示作品，引領觀者在畫中遊賞園林，喚起身臨其境之感 －園主通過圖繪園林，彰顯地位或身份，獲得文化認同 －《怡園圖冊》：“展觀者不待親叩園扉，已足想見主人高風雅尚矣。” 客觀上，園林能被保全恢復，也依靠繪畫的力量。 園林繪畫的形式 園林中間的變化，和圖像之間的關聯還是可以深入討論的。毛秋瑾教授以高居翰、黃曉、劉珊珊《不朽的林泉——中國古代園林繪畫》來描述。 單幅：採用單一且全面地視角表現園林全景，通常採用立軸的形式。以俯瞰的視角，像地圖般將園林展現在觀者面前。 手卷或橫軸：隨著畫卷展開，在觀者面前展示出一幅連續不斷的畫面⋯⋯觀看手卷與親身遊歷一座園林的感受非常相似，其典型的構圖是在卷首描繪園門，遊人隨著手卷展開逐漸進入園中，漫步欣賞其中重要的景致，最後從卷軸末端的另一處園門離開。 冊頁：提供了一系列的單一視角，一般並不試圖將它們銜接起來，可以有十二幅、二十幅甚至更多，每幅表現園林的一個局部，通常是園中的一處景點。人們可以通過連續的翻閱來欣賞園中的亭榭、池塘、假山等，每幅冊頁的角落通常還會題寫景致的名稱。 從園林繪畫的形式、園林繪畫的主題等方面來看，《怡園圖冊》在園林繪畫的傳統中有著重要意義。
無錫博物館收藏的四件顧文彬題識書畫 在無錫博物館藏有四件顧文彬題識書畫，王照宇以作品講述了自己的判斷與研究，簡述如下： 1、沈周（款）的《竹莊留客圖卷》有三方很明確的顧氏“過雲樓”有關藏印，但不見於《過雲樓書畫記》和《過雲樓書畫續記》二書。（這幅作品不會為沈周之作。
2、元人華貞固的手抄本《黃楊集冊》，後有顧文彬於1877年的題跋，應是顧氏寓目之物無疑。 3、明人張復的《西林圖景冊》則是很明確地著錄於《過雲樓書畫記》一書，且有顧氏長段題跋，是為確鑿無疑的“過雲樓”舊藏之物。《西林圖景冊》完整的應為32開，目前僅存16開。 4、明人范珏、顧眉合作的《蘭花圖卷》則應為顧文彬寓目之物，並非“過雲樓”舊藏。
故宮藏《宋拓春草堂本蘭亭》再認識
秦明表示此次為故宮藏《宋拓春草堂本蘭亭》 第三次公開展覽，此前把它定位成遊湘蘭亭，緣於宋葆淳的題跋與著錄。 據秦明介紹，此本符合定武蘭亭的幾個特徵：敘文第一行末“會”字已損，第四行末“激”字中為“身”部，第十行“聽”字為“耳”旁，以上繫典型的定武蘭亭特徵。加上字字筆畫瘦勁，可知當是翻刻於一定武瘦本。 《春草堂本蘭亭》鈐印統計共計48方，其中翁方綱（1733-1818）、宋葆淳（1748-約1825）、陳焯（生卒不詳，主要活動在乾嘉時期）、陸恭（1741-1818）、錢伯垌（1738-1812）、吳榮光（1773-1843）、劉墉（1719-1804）、顧文彬（1811-1889）等題跋23段。楊能格（1813-？）、孫星衍（1753-1818）、胡長庚（1759-？）等觀款7則。 秦明從羅振玉的題跋中，考証出其也是認同《春草堂本蘭亭》為遊湘蘭亭；但探究到了翁方綱“最敷衍”的題跋、伊秉綬“最務實”及劉墉的跋文，發現三人似乎達成了某種共識，對於該本實質問題都不予置評。特別在翁方綱《蘇米齋蘭亭考 · 蘭亭偶摘五字考》中寫道：“宋葆淳所藏宋人重刻定武本。”，並不屬於其所謂“南宋遊景仁所藏宋時翻刻定武諸本”範疇。 秦明還從拓本地裝潢鈐印定式入手，進行了分析，並引用了王連起先生《我的遊相蘭亭研究》的一些觀點：“此件因不曾入朱棢晉府，所以不是隔睡水蘭紙白紙互用，無蘭色編號帖名小簽，當然便沒有了晉府鑒藏印記。沒有趙孟林印，這樣就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現存通行的遊相蘭亭裝潢形式，不是遊相時原裝，而是入藏朱棢晉府才有的裝潢形式。趙孟林，不是遊相的裝潢人，而是朱棢晉府的裝潢人之一。”那麼《春草堂本》不屬於遊相蘭亭的可能性驟然劇增（肯定超過50％）。 結語：故宮《春草堂木蘭亭》是一件非常罕見的、純粹的晉府蘭亭，而非遊相蘭亭。誠如王連起所指出的，以往人們所謂“遊相蘭亭裝潢定式”，實質上是“晉府蘭亭裝潢定式”。
靜娛室珍寶 ——清代李宗瀚的碑帖收藏 黃陽興｜深圳博物館 研究館員
黃陽興此次報告圍繞李宗瀚及其碑帖收藏的相關情況展開討論，以探究李氏收藏的基本面貌及其影響。 一、李宗瀚其人 李宗瀚（1769-1831），字公博，一字北溟，又字春湖，齋號靜娛室。乾隆五十八年（1793）進士，擁有雄厚的家族資金，精鑒賞，金石碑帖書畫收藏煊赫一時，尤以唐宋拓碑刻“靜娛室四寶”矜誇藝林。李宗瀚師從翁方綱，碑帖收藏多由翁氏校定題跋，推動嘉道年間書風向崇唐學歐的轉變，為碑學的興起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李宗瀚的朋友圈 李宗瀚身為朝中貴官，憑藉詩書技藝以及至富的碑帖藏品，結交了當時大多數文藝界的名流，如翁方綱、法式善、英和、潘世恩、阮元、陳用光、陶澍、翟中溶、張維屏、龔自珍、郭尚先等乾嘉至嘉道間著名的文人雅士，悉數均與李宗瀚有詩歌唱和或書畫交流。尤其與翁方綱關於金石碑帖考據與收藏的往來備受矚目。 三、李宗瀚的碑帖收藏 李宗瀚所藏唐拓宋拓名碑帖甚多，往往為時所重，具有重要的價值，且尤以臨川四寶著稱於世。筆者初步統計約略可存四十餘種。（李氏集“十寶”在前，定“四寶”在後） △宋拓 唐歐陽詢《化度寺碑》 （六）宋拓唐李邕《李秀碑》故宮博物館藏 （七）宋拓 佚名書《孔祭酒碑》日本三井紀念美術館 （八）宋拓 唐懷仁《集王聖教序》日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 （九）宋拓 漢 《夏承碑》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十）宋拓 定武《蘭亭序》（宣城本）故宮博物院藏 （十一）宋拓 定武《蘭亭序》（遊相藏玉泉本）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十二）清拓 唐孫過庭《書譜》西泠印社2011年秋拍 （十三）北宋拓本《淳化閣帖》（第四、六、七、八卷）上海博物館藏 （十四）宋拓全本《淳化閣帖》上海博物館藏 （十五）宋拓 越州石室本《晉唐小楷》十一種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十六）北宋《大觀帖》（第二、四、五冊）故宮博物院藏⋯⋯等 四、李氏碑帖收藏的影響 （一）推動了嘉道間碑學的研究，尤其是對翁方綱的碑學書法思想、藝術成就具有重要的影響； （二）推動崇唐學歐之風，為碑學的興起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三）李宗瀚是唐宋善本碑帖收藏的重要藏家與學者，影響了嘉道以來以及晚清民國乃至日本的金石碑帖收藏及研究。晚清民國，李氏後人將李氏善本碑帖悉多以珂羅版刊印，促進了金石書法的革命以及收藏研究。至今李氏諸多舊藏碑帖善本仍是書法學習的範本。 |
